宰相是对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或俗称。具体官称在各个朝代有所不同。北宋前期的宰相叫“同平章事”，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后来改为以左、右仆射为宰相，南宋以左、右仆射加同平章事为正宰相。先后出任这些职位者，有人们熟知的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真德秀等人，而他们也都留下了与医药有关的佳话。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范仲淹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是中医界经常使用的一句习语。意思是说，如果当不了一个好宰相，情愿当一个好医生。这句话的来历和宋代名相范仲淹（989-1052）有关。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公愿为良医》记载：有一次，范仲淹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
范仲淹像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太卑微了呢？”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象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这就是“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
其实范仲淹后来不仅成为良相，也为造就良医做出了积极努力。庆历三年（1043）他出任参知政事，亦即副宰相。他开始推行“庆历新政”，兴办医学教育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上奏宋仁宗说：“今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师授，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臣欲其出自圣意，特降敕命，委宣徽院能讲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于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京师习医生徒听学，并教脉候及修合药饵，其针灸亦别立科教授。”他意图通过设立医学教育来考选真正有水平的翰林医官。仁宗同意所奏，下诏在武成王庙进行讲学，正式设立了太医局作为执掌医学教育的机构。
范仲淹的名言，一直激励着后人，不少文士因此转向医学，其中包括南宋宰相崔与之（1158-1239）的父亲崔世明。崔世明因多次科举不中，感叹道：“不为宰相，则为良医。”于是究心岐黄医道，医德高尚，“贫者疗之不受直”。其子崔与之后来为官声誉极高，晚年时被宋理宗任命为宰相，然因年老，“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未去赴任。但后世仍以“崔丞相”称之。
重视医学实践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哲宗时任尚书左仆射，死后获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关注朝廷的医政制度。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患病，医官朱安道等治疗无效。为此司马光上书指出，御医的选拔方式有问题。他说：“曩者朝廷选医官数人，皆委近臣试以《难经》《素问》，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为侍医。”他认为仅凭这种考试，并不能选拔出有真实水平的医生。他指出：“诵诗书者，岂尽能治民？读孙吴者，岂尽能行兵？今以《难经》《素问》试之，是徒得记诵之人，未尝得医人也。”为此他建议：“今若精择一人，使之专诊御脉，旬月之间，考其应验，有功则加以重赏，无功则俟以严刑，则术精者得尽其力，术疏者不敢滥进矣。”也就是说，要让应试者试诊疾病，根据其治疗效果来决定晋升和赏罚。这种注重医疗实践的观点很有见地。但当时已来不及了，不久宋仁宗就去世了。
到了宋神宗时期，司马光的建议得到了实行。熙宁九年（1076）下诏，太医局医人“分治三学诸军病患，岁终比较等第，支给食钱，激励生员，责其成效”，即统计他们一年的治疗业绩，评定等级来决定其薪俸，相当于绩效酬金。这一政策有利于提高宋代太医的水平。
实行医药新法的王安石和蔡京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他在宋神宗时两次拜相，主持变法。他对医药养生有所研究，在《临川集·礼乐记》有“养生在于保形，充形在于育气”的名言。
王安石像
王安石最大的影响还在于其新法改革。晚清时梁启超作《王荆公》（后名《王安石传》）时，专门指出王安石新法中包含有医学教育改革的内容：“于大学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补，略如诸学之法。……此荆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观其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则是分科大学之制，实滥觞于是，其起原视英之阿士弗大学为尤古矣。”“阿士弗大学”即牛津大学，梁启超对王安石兴办教育的评价相当高。
王安石主政时，医学教育改革的一大举措是将原本属于礼部太常寺的太医局改成一个独立机构，并提升了级别。当时规定：“今后以朝官充判、京官充管勾、勾选人知丞事。”这里指的是太医局官职名称，其中朝官指从七品以上，京官为八九品以下。王安石还让他的密友熊本出任太医局提举，即主要负责人，以使他的改革措施能得到贯彻。只是，王安石由于新法受到政敌攻击，不久被罢相，很多改革没能继续下去。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改定官制时，正式取消了太医局独立架构，不再设提举、管勾，官员级别也降低了。
到了宋徽宗时，蔡京出任宰相。他一直是王安石的支持者，即继续实行新法。这时，他对医学教育的提升更上一层，正式将医学列入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之内，又称为太医学，并且实行三舍法。《宋会要辑稿》记载：“（医学）隶于国子监，仿三学之制……欲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遂斋长、谕各一人。今参酌修定，设三科通十三事。”三科即方脉科、针科和疡科，十三事则指大方脉、小方脉、风科、针、灸、口齿、咽喉、眼、耳、疮肿、伤折、金疮、书禁13个具体专科。同时又建立起了县、州、路各级医学校，逐层选拨人才，设立医学贡额制度。
宣和二年（1120）蔡京罢相，政敌王黻上任，又尽行推翻蔡京所行之政，撤销太医学，回复太医局制度，不再是国家最高学府的组成部分。
医学本来无关政治，只可惜在北宋后期的朋党斗争中，凡属新党的举措都遭到反对，医学改革的兴废正反映出当时斗争的剧烈情形。
善于养生的理学名相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本姓慎，因避宋孝宗讳改姓真，字希元，号西山，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曾任参知政事一职。他为官敢于直言，在地方时重视人伦教化，颁行一系列仁政。所修《大学衍义》影响极大，成为元明清三代士子必读之书。同时，他对医药养生颇有心得，留下一首著名的《卫生歌》，又被称为《真西山卫生歌》。其内容与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卫生歌》有别，但常被混淆。如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抄录《真西山卫生歌》，就误抄了孙思邈《卫生歌》的内容。
《真西山卫生歌》是一首700多字的长歌。其起首说：
“万物惟人为最贵，百岁光阴如旅寄。自非留意修养中，未免疾苦为身累。何必餐霞饵大药，妄意延令等龟鹤，但于饮食嗜欲间，去其甚者将安乐。”
这里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儒家的养生思想，指出不必像道教那样寻求仙丹“大药”，也不必追求像龟鹤那么长寿，只要健康就是安乐。其所列出的养生方法，都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日常事项。例如：
“食后徐行百步多，两手摩胁并胸腹。须臾转手摩肾堂，谓之运动水与土。”
“食不欲粗并欲速，宁可少餐相接续。若教一顿饱充肠，损气伤脾非尔福。”
“视听行坐不可久，五劳七伤从此有。四肢亦欲得小劳，譬如户枢终不朽。”
歌中也借鉴了一些道家养生方法，属于比较通俗的内容。如说：
“道家更有颐生旨，第一戒人少嗔恚。秋冬日出始穿衣，春夏鸡鸣宜早起。子后寅前睡觉来，瞑目叩齿二七回。吸新吐故毋令误，咽漱玉泉还养胎。”
“嘘呵呼嘻吹及呬，行气之人分六字。果能依用口诀中，新旧有疴皆可治。”
这里所说的叩齿、漱津和六字诀等方法，虽然源自道家，但并无宗教色彩，且简单易行。歌中最后说：“纵向歌中未尽行，可保周身亦无病。”指出不一定要全部做到歌中所有内容，但只要积极注意养生，就可以有利于健康。
（作者系浙江中医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